过春节，一般年前最忙。到大年初一，人们就可以尽享清福，阖家欢乐了。年前，男主人、女主人都要外出忙着采购年货，一些妇女和孩子留在家里，洒扫庭除之后，围坐在炕头和桌前，开始剪窗花了。

　　这样的风俗，有两方面原因。

　　一是，剪出的窗花贴到窗上，和大门两旁贴的春联、大门中央贴的门神、屋子墙上贴的福字，和房檐门楣上挂的吊钱，一定都要在大年三十之前完成，才算是过年的样子。清末竹枝词里说：“扫室糊棚旧换新，家家户户贴宜春。”其中的“贴”字说的就是准备过年这样必需的程式。

　　另一面，和过年的时候家里人不许动刀剪的民俗有关（还有不许扫地倒脏土等，都是防止不吉利的说法）。清时诗人查慎行有诗：“巧裁幡胜试新罗，画彩描金作闹蛾。从此刀剪闲一月，闺中针线岁前多。”这里说的巧裁新罗，画彩描金，就包含有剪窗花，从此刀剪闲一月，后来改成到正月十五；再后来到破五；现在，已经彻底没有这个风俗了。

　　春联、门神、福字、窗花和吊钱，这五项过年之前之必备，我称之为过年五件套。和后来结婚时候一度流行的手表、自行车和大衣柜这三件套的说法相类似。只是，结婚三件套，早已被时代的发展所淘汰，而过年这五件套，几百年过去了，至今依然风俗变化不大，除了吊钱如今在北京见到的少了，其余四种，仍然在过年前看许多人家在忙乎张罗。因为这是过年必备的庆祝仪式的硬件标准。可见，民俗的力量，在潜移默化中，代代传承。

　　到正月十五灯节之前，再加上各家大门前挂上一盏红灯笼，就是过年必备的六件套。这六件套，全部都是红颜色，过年前后这一段时间里，全国各地，无论乡间，还是城市，到处是这样一片中国红，那才叫过年，是过年的色彩。如果说过年到处是这样红彤彤一片的海洋翻滚，那么，窗花是其中夺目的浪花簇拥。

　　过去的岁月里，年前要准备的这五件套，除了门神尉迟恭秦叔宝的形象复杂，要到外面买那种木刻现成的之外，其余四件，普通百姓人家，都是要自己动手做的。这和年三十晚上的那顿饺子必须得全家动手包一样，参与在过年的程式之中，才像是过年的样子。普通人家剪窗花，是和贴春联、挂吊钱，包括做门神、写福字一样，都只用普通的大红纸。各家都须到纸店里买大红纸。大红纸畅销得很。

　　那时候，家附近有两家老字号的纸店，一家是南纸店，叫公兴号，在大栅栏东口路南；一家是京纸店，叫敬庄号，在兴隆街，我们大院后身。家里人一般都将这项任务交给我们小孩子，我们都愿意舍近求远去公兴号，一是那里店大，纸的品种多；二来路过前门大街，到处是卖各种小吃的店铺和摊子，我们可以将买纸剩下的钱买点儿吃的解馋。家里人都嘱咐我们买那种便宜的大红纸。其实，不用嘱咐，我们都会买最便宜的，这样剩下的钱会多点儿，买的吃食也会多点儿呢。

　　有一阵子，公兴号流行卖一种电光纸，我们又叫它玻璃纸，因为它像玻璃一样反光，一闪一闪。我们都喜欢，便买回家。家里大人不乐意，看着就撇嘴，让我们立马儿拿回去换纸，一准觉得还是传统的那种大红纸好。

　　过去年月里普通人家房子的纸窗，贴的都是高粱纸，很薄，透光性好。传统的大红纸也很薄，做成窗花，贴在这样的花格纸窗上，很是四衬适合。清末《燕都杂咏》有一首说：“油花窗纸换，扫舍又新年。户写宜春字，囊分压岁钱。”诗后有注：“纸绘人物，油之，剪贴窗上，名‘窗花’。”诗中所说的油花窗纸，指的应该就是这种高粱纸，红红的窗花贴在上面，红白相映，屋里屋外，看着都透亮，红艳艳的，显得很喜兴。电光纸厚，贴在这样的花格纸窗上，不仅不透亮，还反光，没有那种里外通透的感觉。确实是什么衣配什么人，什么鞍配什么马，传统的窗花用纸，和老式的纸窗两两相宜。老祖宗传下来的玩意儿，有它的道理。

　　后来，经济条件好些了，各家的窗子换成玻璃的，还是觉得贴这种传统大红纸剪成的窗花好看。那种电光纸，到底没能剪成窗花，亮相在我们的窗户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