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为鼓舞抗疫斗志，坚定抗疫信心，人民网联合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联合发起“人民战‘疫’”征文，向全国作家和网友发出邀约，鼓励大家用手中的笔，记录这场防疫狙击战中值得铭记的时刻。优秀作品将在人民网文化频道“人民战‘疫’”专栏、“学习大国”微信公众号、人民网文娱部微信公号“文艺星青年”以及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官方微信公号、纪实版正刊陆续发布。

一

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，武汉封城。第二天是除夕。

这一时刻，我在武汉黄陂区盘龙城汤仁海旁的家里宅着。

我打开冰箱，把所有生鲜做成熟食，再一一冷冻或者保鲜。

我在厨房低头处理食物的时候心想，胡冬林先生若在世，他会说什么。

心有灵犀，胡先生的妹妹婷婷姐给我微信留言，嘱我有耐心，坚持到城中病毒散去的那天。

我给她回复、套用了胡先生的话：任何时候，我选择站在弱者、善者和野生动物这一边。

2013年前的几年，我在北京做图书出版，设计了一个产品线，名叫大自然书系。包括胡冬林先生的《狐狸的微笑》，李娟的《这世间所有的白》，觉罗康林的《喀纳斯湖咒》，诚然的《白那恰》，希子因的《不如相濡以沫》，阿来等人的《大自然从未离开》，白玛娜珍的《西藏的月光》，张彬彬的《南极有约》，阿云嘎的《蒙古秘方》等。

我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、动物保护主义者、弱势群体关爱主义者，我做的图书总是与爱和自然有关。胡冬林先生是同样立场的人，我对他一直充满敬意——他为了保护长白山的黑熊，而从采风写作的本业一跃变为一名保护动物的斗士。2013年我和同仁们就如此写下《狐狸的微笑》封面语：森林的大量消失，正在消逝的它们，我们是直接或间接的刽子手。

我2013年夏天来到武汉，从此不做图书，成为文学期刊编辑。而2013年夏季我在武汉接受的第一堂大课就令我肝胆摧折。走在大街上，无论汉口还是武昌，很容易就遇见贩卖刺猬穿山甲野鸭的小贩。

我一面痛斥他们，一面尽我所能买下刺猬野鸭，寻找公园放生。

万物有灵，它们的可爱、无助、虚弱、恐惧，令我对人间产生暴躁。多少次在半睡半醒中，想着它们痛苦悲伤的眼神，我几乎死去。

为了寻找保护动物报警电话，我上网百度，赫然看见有网友痛斥武汉——存在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交易中心。

我放弃了寻找动物保护机构，也许它是存在的，但是我放弃了。

我有多少次在半梦半醒中快要死去呢。动物的悲伤，就是我的悲伤，动物的恐惧就是我的恐惧，人间的无望就是我的无望。

我在2014年写的长篇小说《禾木》里发泄了我的愤懑，我高喊——城市管理者呢？！“者”究竟是谁？！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作为头条刊发了这个小说，我感激他们不认为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呐喊。

转眼我在武汉第七个年头了。我的重重心事无人知道。我每天照顾我遇见的流浪猫狗，定时定点投放食物，有的带回家中。我的同事刘倩也在这样做。她是一位虔诚的修佛学的人。

我希望我生活的城市里有大爱，有大善，这样我就不会常常在梦中惊悸。

有一年湖北爱护动物人士在武汉拦截了一车上百只猫狗，这些猫狗正往野生动物交易中心运送。后来爱护动物人士凑钱买下这一车猫狗。

这些猫狗平安运往重庆，那里的爱心人士用一所山里的大院迎接它们。

我从此就想，那个大院是我心中的桃花源啊。我也想去那里生活，夜夜好梦。

我至今在武汉。去年在刘醒龙老师的安排下，完成《韩爱萍传》的写作。因为韩爱萍老师，我开始懂得欣赏武汉的美。并且知道，写作是有使命在身的——记录美德。

疫情突然爆发，我怜悯众生。没有信仰和禁忌的人所食恶果的时刻，也是所有人心上的警钟敲响的时刻。

请大爱，请大善。武汉，我的第二故乡。

二

从官方数据图表看，疫情爆发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1月20日。

这一天的前一天我从十堰出差回汉口。我和东亚在两个小时的高铁行程里轻声聊天。火车满满当当，但也不喧嚷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春运的人们穿着鲜亮的衣服，怀着喜乐的心，太平盛世呢。东亚说他春节一家三口回老家和父母姐弟一起过年，然后再一家三口回宜昌。我说要去重庆，那里有很多事要处理，计划休个年假，春天再回武汉。

我想在重庆的小窝里窝半个月，那是我的桃花源。

东亚说，姐，你好好写小说，认真写。我噗嗤笑了。我常常觉得东亚是我的亲人。